40年前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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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我的高考
  发布时间:2017-09-25 浏览次数:412

                         

                                               罗欢镇

小时候,母亲经常找瞎子先生给我算命。“你儿子将来能考上大学”, 每次算命,瞎子都这么说。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就认定她的儿子将来一定能上大学。

母亲之所以这样坚信,也不仅仅是信命。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不管是学校发的教科书,还是偶尔看到的报纸杂志,我都会拿来认真读反复读。正月初一父亲给的5毛或1块的压岁钱,我都会花在离家4公里的新浦汽车站的小人书摊上。记得有一次,为了读一本没头没尾的《青春之歌》,给邻居家大哥的大蒜地拔了半天草。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命中注定将来要上大学的人,竟然没有被推荐上高中。这对我母亲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

我家在慈溪市胜北公社荣誉大队。这个村子解放前叫做讨饭塘,那是一个贫穷的海边村子,小学时我曾经写过“讨饭塘,讨饭塘,十年倒有九年荒” 的作文。1970年代中期荣誉大队在村中部建有小学,因为是公社所在地,所以在村子的西边又建有初中。我就是在村子里完成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教我们的老师,除了个别下放到村里的拿工资的老师外,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前高中或初中毕业的民办教师。不知道什么原因,1975年到1977年在初中校舍里举办过三届高中。那就是我希望能上的高中。

1976年初中毕业的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能不能上高中的决定权在大队书记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的手里。我家在村里是小姓,父亲又老实,所以大队书记和贫管委主任就不推荐我。9月开学不久,在高中任教的初中老师们告诉我们说,高中要扩招一个班,让我们赶紧去找人。我妈就拿着鸡蛋和点心去求书记和主任,说尽了好话,流尽了眼泪,可是人家就是不答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社会的冷酷和父母的无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无权无势的悲哀和绝望。

上不了高中,就只能到生产队去劳动,同时跟着父亲搞运输。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个社员都天生具有集体成员权。不管农活需不需要,社员的孩子到了13岁就可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工分实行年功序列制。13岁为每天2.5分,14岁为3.5份,逐渐涨到18岁的10分,成为正劳动力。到了60岁以后,每天的工分又开始下降。所以,人生的工分曲线是一个上部很宽的倒U型。生产队劳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评工分大会。社员能不能根据工分曲线拿到工分,是需要通过社员大会的评论的,类似于现在评教授。

工分决定了社员及其家庭的收入和面子,所以大家都全力以赴。这是一个争吵和讨价还价的激烈过程。一般情况下,18岁以上的男劳动力都能评为10分。但如果大家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某个社员的劳动能力不足或劳动态度不好,也可以评为9分或更少。我记得有一个小伙子,平时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大家就要评他为9分。他和他的父兄们跳将起来,要与大家拼命。结果是社员们妥协,评他为10分,尽管他仍然吊儿郎当。我对人民公社大锅饭的理解,就是从工分制度入手的。到现在我讲课提到人民公社体制,眼前浮现出的仍然是评工分那个激烈的场面。

没能上高中的那半年干的另一个活就是帮父亲搞运输,我们那里叫“撑船”。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普及汽车,河道也没有被污染堵塞。公社的棉纺厂和棕榈绳厂要运输原材料或产品,乃至造桥修路需要的石头和沙,都需要通过船运。我父亲租一条水泥船,赚一点运费。我帮父亲撑船,主要就是拉纤,当纤夫。现在人们觉得纤夫有点浪漫,但实际上是一个苦差事。水泥船是没有发动机的,行船主要就是父亲在船上摇,我就在岸上弓着腰往前拉。每天最少要拉四五十里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汗水与雨水流在身上,辛苦和煎熬痛在心里。当然,半年的纤夫生活也馈赠了我一个礼物,上大学以后我成了政治系长跑最快的人。有一次全校环西湖长跑,我得了第15名。

回到高考话题。尽管我没能上高中,高中(初中)老师们还是很关心我。校长岑老师、班主任阮老师都时不时到我家来,叫我不要灰心,要坚持学习。过年以后,老师们再也不用看大队书记和贫管委脸色了,立即同意我插班的请求,班主任谢老师还任命我为副班长。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流传高考的消息,所以,我们的老师们也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能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吃上皇粮。教数学的罗老师的口头禅就是,你们能不能跳出农门,成龙还是成虫,就全在这次考试了。他每次上课之前都要重复一次,成为了我们的座右铭。

为了迎接高考,老师们从两个班的高中生中,选拔了20多个学生组成了强化班,所有的课都在小教室里上。可怜我入学晚,大班上的同学都还没有认全就被选拔到了小班,到现在我还没能记住当时的很多同学。

尽管在小班上课,实际上既没有新的老师,更没有相应的教材和复习资料。尽管老师们每天重复着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的老调,同学们基本上没有当回事。想想也是,1977年的高考,尽管胜北公社有两位考上了大学(一位华东化工学院,一位宁波师专),但他们都是在区中学(逍林中学)读的书,而且考前都已经在乡下当民办老师了。胜北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应该有四五十人吧,没有一个考上大学中专的。所以,我们并不太把上大学当回事,不太敢奢望。记得那年寒假,老师们让我们几个男同学留在学校复习,因为可以睡在学校教室里,大家都很兴奋。毕竟,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离家在外面过夜,不受父母的管束。那个时候,电视还非常稀罕,只有公社的小会议室有。正好有一个同学的家长与公社干部关系比较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公社里看电视。

乡下学校最缺的是复习资料。老师们从宁波地区弄来一些复习资料,钢板刻字油印以后发给我们,我们都如获至宝。所谓复习,实际上就是死记硬背,把复习资料的内容背下来,好在那个时候的复习资料都不厚。死记硬背最可恨的就是地理,那些外国的首都名字那么长那么难记,我在心里恨死它们了。比如,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怎么记也记不住。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有权可以改首都名字的话,一定把他们的首都改成“布京”,与咱们的北京、日本的东京一样好记。

7月22日高考。考场在离家3公里的胜山中学,旁边有一座叫“胜山”的小山。我们那儿是平原,只有海没有山,所以尽管胜山只是一座百把米高的小山头,上面设有一个解放军的雷达站。到胜山去看解放军看雷达,一直是我们小男孩的心愿。这次正好到胜山中学高考,考场离山又不太远,所以,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决定中午去看雷达。上午考完以后,带队老师要我们好好休息,准备下午的考试,但我们还是拔腿去看山了。可惜,当时没有自行车,尽管胜山就在眼前,走过去还是太远,所以只走了一半就只能回来。因为错过了这个机会,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去看看胜山上的雷达。

高考结束以后,我也就算高中毕业了。除了继续在生产队干活之外,我妈开始盘算着让我到哪里去拜师学木匠。如果不是考上大学,说不定我现在是一个农村好木匠。想不到学校竟然通知我体检和填志愿。那个时候的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要能考上大学,学什么都可以。因为政治考得比较好,所以老师就让我把浙江师范学院政教系填成一般大学的第一志愿,把杭大政治系填成第二志愿。到了要交表的时候,我想,如果浙江师范学院不要我,杭大又怎么可能会要我?所以,我就偷偷地把杭大与浙师院对调了一下。想不到我竟然成功了,成了大家的同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傍晚,我和父亲从生产队干完活回来。弟弟妹妹们举着杭大录取我的黄色信封,叫喊着来迎接我。能上大学,我自然很高兴,最高兴的是我母亲。儿子给她争气,让她出了一口恶气。只要看到大队干部出现在我家附近,我母亲就会赶紧站在门口高声叫骂。据说,这样的风景持续了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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